11岁那年，正好赶上家乡解放，我入读初中。一年级时，每月领得“助学米”30斤（周总理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，时任北京图书馆馆员，月薪为600斤小米），1年过后，增加一倍，母亲见人就说：儿子才读书，从政府领到的助学米，就够全家吃的了。记得2014年2月10日辞世的秀兰·邓波儿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曾这样说过：“我只过了两年懒惰的婴儿生活，之后就挣钱养家了。”这个影迷们盼望一辈子也别长大，将近四个月前永远合上那双亮眼睛的小天使，说出此话时，表情不胜唏嘘，而我每每忆及母亲这句纯朴的话，总是满脸幸福。
读高中时，县城满大街上，“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！”大标语随处可见，令人深受鼓舞。对苏联的向往，注定自己一辈子从事苏联—俄罗斯方向的工作。
17岁那年，我考入北京俄语学院（今北京外国语大学），读本科和研究生班各四年。55年后一天深夜，李肇星同志在济南山东大厦聊天时对我说：“老学友啊，真羡慕你！你有机会学习伟大的普希金和列夫·托尔斯泰的语言，而且一学就是八年；你还有机会在伟大列宁的故乡工作，而且一干就是12年！老学友，你可真有福！”还说：1960年秋，组织上本来要安排他去苏联留学的，不过，当时中苏分歧已经显露，留苏这一福分便擦肩而过。
24岁那年，我入外交部翻译处俄文组工作。组长王荩卿同志对我说的头两句话，令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：“大前天，在一个招待会上给陈老总口译祝酒辞，总共才不过十几句话，边翻双腿边发抖。廉颇老矣，虽能饭，但已很难往下咽了！”他比我大一些，当时也就34岁，却已成“老矣”的“廉颇”了。再听他往下讲，我很快就明白，这是对我的一份期盼：好好努力，尽快接过他这一辈高翻的班。
50岁那年，部领导让我进入苏欧司领导班子，协助副司长刘广志同志处理对苏联事务。1年半过后，他去驻苏联使馆任公使衔参赞，我接任其职。上任当天，另一位司领导陆济新同志问我：建国之初，咱们司由哪一位领导掌管对苏联事务？我答：伍修权同志，他当年在著名的遵义会议上，为毛泽东同志等人与国际共运代表李德当过翻译。这位长我九岁的前辈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景贤同志，你肩上这副担子好重啊！”
53岁那年，我出任驻俄罗斯使馆公使。我到莫斯科当天深夜，时任驻俄大使王荩卿同志拉着我的手，脸上闪着信任与期许，轻声说：“使馆这一大摊子，全拜托给你了，我当甩手掌柜！”之后，则微带怒气说：“我向部里要你，都快一年了，可你就是不来，想去乌克兰当什么大使！基辅（使馆）那里才七八条枪，我这里则管着两三百号人，你说一说，这个天地有多大！”从一年前他要我去当公使的时候起，我内心一直就很明白，这位老领导是在有意给我这个后辈压担子——我国驻外数一数二的大馆担子。我在公使任上工作虽不到半年，但得到的锻炼机会，比在某些地方工作几年还要多。
